晚清時,對傳統律學研究并踐行者多以陜西籍及河南籍人士為多。于是便形成了陜派與豫派之說，此種說法最早由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提出，他在《大清律例講義》序中說：“獨是《律例》為專門之學，人多憚其難，故雖著講讀之律，而世之從事斯學者實鮮。官西曹者，職守所關，尚多相與討論。當光緒之初，有豫陜兩派，豫人以陳雅儂、田雨田為最著，陜則長安薛大司寇為一大家。”
在陜派律學人士中，還有一位富平籍人士——武瀛，據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載：“武瀛，字百川，號仙航，富平人，好學能文，光緒乙酉年(1885年)舉人,1889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”因其在刑部任職，受到時任刑部尚書的陜西籍人薛允升的器重。據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云：“武瀛分刑部授主事，歷充秋審處坐辦，律例館提調，累遷員外郎、郎中，諳習法律，中西兼通，為尚書薛允升倚任。”清時，判處死刑的案件須經朝廷復核，最后由皇帝勾決，按傳統四季五行之說，秋冬乃肅殺之季，所以死刑復核也在秋季進行，以便勾決之犯在晚秋霜降以后執行，所以秋審之名由此而來。秋審處即負責秋審的常設機構，其人員為郎中、員外郎主事，為辦事方便，有時部領導會指定一名主事為總負責人，稱之“坐辦”。沈家本在刑部時就曾是堂派的秋審處坐辦。律例館提調則是清時刑部所屬例館的屬官，順治年設律例館，以各部院通司法律者為提調，乾隆時并入刑部，仍設提調官一人，以刑部司員充任，后定滿漢各四人，掌章奏、文移、管理吏役及稽核律例之事。因武瀛諳習法律，中西兼通，“修訂法津大臣沈家本、伍廷芳亦引以為重，與修《新刑律》。”(閆曉君《陜派律學家事跡紀年考證》P233頁)
1892年，武瀛調任四川，充四川司正主稿，負責相關文牘事宜，掌戒令、糾察、謫罰之事。1894年調刑部“派秋審處兼行”。1897年充秋審處坐辦。1900年充律例館提調。經欽差會辦陜西賑務大臣薜允升奏派襄辦陜西賑務。《光緒朝實錄》載:“(1901年)七月丁卯，以襄難陜西賑務出力，予員外郎武瀛，主事霍勤燡優敘。”因其在陜西賑務中“襄辦陜西賑務不支薪費,籌畫精詳，保加三品銜。”(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)且“俟得知府后以道員在任候補。回鑾后簡任四川雅州知府。”1905年任雅州知府，是年十二月初一日錫良在《年終具陳四川文武各官密考折》云:“雅州府知府武瀛均到任未及三月，例不注考云云。”可見武瀛是在候補一段時間后于1905年八九月份補任雅州府知府的。1906年十二月十八日錫良上《年終密考折》云:“雅州府知府武瀛廉勤明慎、律學精禪。”(見閆曉君《陜派律學家事跡紀年考證》P772頁)。武瀛在任雅州知府時興學育才,創辦股份制茶業公司，贏得當地百姓稱道及朝廷的褒議。據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載：武瀛任四川雅州知府后，創設川南師范暨中學堂、籌辦邊茶公司，以抵印茶入藏漏卮，革穆坪土司陋規數千金,夷番懷畏,民教融洽。西攝建昌道纂，辦理藏務善后。各要政措置適宜。在任六年，保薦卓異。1910年四月初四，四川總督王人文片：“查川省設立邊茶公司，檄委雅州知府為籌辦處總辦。先后集得股本銀五十萬兩，業徑前督臣趙爾巽奏報在案。茲據署勸業道周善培詳稱，川省風氣未開，商民素乏智識，公司之設，事屬創舉。群情觀望，勸募艱難，屢經挫折，幾至中隳。而卒于年余立內集得巨股,組成公司，向非該知府武瀛苦心勸導。擘畫有為，不能收此宏效。”可見當時創辦茶業公司之艱難，正因如此，按農工商部《獎勵公司章程》：“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奏請于武瀛原銜上加二品銜。”(見《政治官報》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二日《農工商部奏議覆川督雅州守武瀛勸辦公司請獎折》)。是年十一月，四川總督趙爾巽，作《又奏委雅州守武瀛等署高等審判庭廳廳丞等片》，再查憲政分年籌備案內，宣統二年為各省城商埠各級審判廳成立之期。“臣于上年即設審判廳籌辦處,將一切事宜預為籌備。法官、書記現亦次第照章考試取錄,其省城各級審判廳定期本年十一月初一日開庭奏報在案。所有高等審判廳廳丞，檢查長丞應遴員暫行派署以重職守。查有雅州府知府武瀛研精法律,堪勝廳丞之任。補用道陶思曾嫻習法政，堪勝檢查長之任。當即分別暫行派委，俾專責成。除開庭日期另行奏報并經部查照外，理合附片具陳，伏乞圣鑒。謹奏。十一月三十日奉朱批，已有旨矣。欽此。”由于武瀛在知府任上考績優異，加之又研精法律，所以被四川總督趙爾巽保薦擔任新設立的高等審判廳廳丞。得到朝廷允準后，武瀛即“調署四川高等審判廳廳丞。甄拔人才，擬議規則，清理全省積案八百余起。”（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）在任職四川高等審判廳負責人之后，武瀛為審判廳選拔人才，制定審判廳工作規則。
在他的領導下，清理了全省八百余起積案，受到老百姓的稱贊，朝廷也予以獎勵。“前雅州知府，現署高等審判廳廳丞武瀛，賞給二品頂戴，以資觀感而勵將來。”（見《政治官報》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二日《農工商部奏議覆川督雅州守武瀛勸辦公司請獎折》）1911年在川民保路運動中，因其反對時任總督趙爾豐濫殺無辜，其建言不納而辭官告歸。據《續修陜西通志稿》云：“值川民因鐵路歸國，聚眾罷市要求，總督趙爾豐濫殺多命，瀛建言不納，遂告歸。”1912年，年五十有八，卒。著《強學齋全集》待刊。觀其一生，長時間從事司法審判工作，并曾參與修訂《新刑律》，可見其律學成就斐然，而且極具開拓精神，開辦學校、開啟民智，創辦股份制茶葉公司，開創了股份制的先河。在擔任四川高等審判廳負責人時，遴選人才，擬定審判工作規則，清理積案，受到了百姓的稱贊。他不僅是陜派律學的理論研習代表人士，更重要的是律學服務司法實踐的推動者與踐行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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